一条狭长的胡同,两侧散布着一些垃圾池,暗蓝色的污水从缝隙中慢慢溢出来,苍蝇在旁边乱窜着。抬头一看,密密麻麻搭设的电线横三竖七地布在头顶上。临街而设着没有门面的小吃店,食物蒸腾起来的油烟弥漫在上空,再往里走几步就能看到刚刚打好的一口口地下井……

这里是清华大学西北侧的水磨社区。从清华大学往北走约300米,路东侧即可见到整个社区,南北约有300米长,东西长约200米。

水磨社区的房屋大多是二三层的小楼,社区里有两条南北向的小街,小街窄得连一辆汽车都无法通过。这个面积只有0.25平方公里的社区,常住的本地人口不到1000人,外来人口却有七八千人。大批在中关村以及周边的打工者和留京工作的大学生选择在这里租住。

社区里的老居民说,以前这里叫水磨村。上个世纪80年代,村子周围还有不少农田,当时这里只有百余户居民。到了2005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北漂人口增多,村子里陆续盖满了各种小楼,楼房与楼房之间,往往间隔只有一两米。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挤住着一家人,在这里算不上新鲜事。由于楼体靠得很近,很多房屋连空调都没法安装。

目前,水磨社区正在闹水荒。临街的一个商店老板坦言,这儿的环境的确很差,平时用水就很难,二楼基本没水。说着,老板走到旁边的一个水池打开一个水龙头,一股细细的水流从水管里流了出来。“年轻人都去上班了,现在这个水还算大的”。

直走,右拐,再左拐,一直走到水磨社区最里面的一个巷子,年轻人却没看见几个。“现在他们都在外面上班,白天这里都没人咯。”一位姓关的房东阿姨在旁边提醒道。她对于外地人显得很友善,在她这里的租客有十来个,有的租了一年,有的半年,最长的租户已经住了4年。“您别看地儿,水也不方便,可这些外地人已经习惯了,这里租金便宜,五六百块钱,还能住单间,对他们而言,已经能满足基本的生活了”。

在这个胡同里生活的年轻人包括各种类型的,有大学毕业在京漂着的,有公司的低薪职员,还有一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外来务工者。在水磨社区和这些人聊天,感觉他们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居住状态,而是北京周边一种鲜活的生存图景。

“在北京有更多‘做梦’的机会”

晚上7点左右,胡同里慢慢热闹了起来,年轻人们三三两两地下班回来了。每到这个时候,陈刚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从自己住的小阁楼的楼梯上匆匆忙忙地走下来准备去胡同口买盒饭。像这样的日子,他在北京已经过了4年。

“深圳、上海、西安、杭州……”刚刚30岁的他,从郑州大学毕业到现在,8年的时间已经跑了大半个中国。最后,留在了北京,在中关村从事电子商务的相关工作。

每天住在从这头到那头“走两三步就能走到头”的房间,而且吃水要靠从楼下往上搬,陈刚说他已经习惯了。“其实住久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年轻人的适应能力都超强的。”陈刚憨憨地笑了笑,在他看来,这里也就是晚上睡一觉的“临时住所”。“唯一可能不适应的就是用水不太方便,但是大家都一样,跑楼下洗就好了”。

聊起住在这里的原因时,“交通便利且临近大学”成了陈刚认为的“首要因素”。“在这里租房的,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在中关村附近工作,坐两三站公交车就到了,也有很多人骑自行车上下班。年轻人爱睡懒觉,这样早上也能多睡会儿。”陈刚说。

“其实也有年薪几十万元的人在这里住,这里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跳板,或者是奋斗过程中的一个经历。”陈刚说,“这些来来往往的人里面很多是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呢。”

陈刚曾经去深圳工作过一段时间。“深圳的工作节奏太快,那里的工作狂遍地都是,通宵达旦、黑白颠倒地工作。”回想起自己在深圳的经历,陈刚直言自己接受不了。不过,在他看来,真正让他留在北京的更是一种乡土情结。“这里有我的‘根’。这个‘根’并不是你有房子、有车,而是一种情结,一种归宿。深圳离我家太远了,在那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在河北生活的父母是陈刚放弃深圳的原因之一。

生在农村,信息闭塞,这让陈刚从小就一直想到外面看看,北京这个离家最近的大城市成为他“最好的选择”。“80后的我们身上有着70后的影子,有着90后的理想。”这是陈刚对于自己这代人的评价。在他看来,在这个年龄,挣钱并不是唯一的目的。“上学、毕业、结婚、生子……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已经不是年轻人眼中完美人生的轨迹。在北京有更多‘做梦’的机会,机会、梦想对我们而言才是一切”。

“在这里,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信念,支撑着像陈刚一样的年轻人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在他眼里,“所有的残酷只是生存的必然”。

“不是每个北漂族都想在北京安家立业”

“不是每个北漂族都想在北京安家立业。”这是冯科见到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

冯科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初来北京,人生地不熟的他,一心想找便宜的房子。他在一家网站工作,6个月的实习期,每月只有1300元的工资,但倔强的他不想向父母伸手,“毕业了,再找他们要钱,怎么都张不开嘴!”于是他每天都计算着怎么吃住最省。最后,他在清华大学西边的水磨社区找到了一处可以跟人合租的房子,20平方米的房子,900元的月租,3个人平摊,“大家都是刚毕业的,虽说之前不认识,也算是同病相怜吧,忍忍就过去了!”

冯科居住的房子是平房,有点潮湿阴暗,周六在这里休息,日光灯白天一般也要亮着。屋子里的家具很简单,1张桌子,3张单人床。每次洗了衣服,都要晾晒到屋外。每到周末,冯科的一个娱乐活动是约上几个朋友到清华校园里找地儿打篮球。打完球,他经常光着膀子回到租住的地方,因为在球场附近的公共厕所里面,把衣服顺带着洗了。

工作还未转正的他,心里另有打算。冯科并不准备在北京长待,“这儿的房价太贵了,买不起房,娶媳妇也难啊!”冯科的打算是在北京工作两年,攒一笔钱,然后回河南老家考公务员,“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基层公务员虽然辛苦,却很稳定,医疗、住房什么的都不愁。”在网站工作经常需要加班,过完整的周末几乎不可能,但他并不觉得累,回到住处上不了网,“有些时候我还宁愿加班呢,可以在单位上上网”。

在北京的经历让他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像我们这样的,在北京打拼一辈子也不见得能买得起一套房。趁着年轻,在外面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至少将来不后悔。”大学毕业没有直接考公务员,他就是想让自己在外面多看看,多一些磨练,“走着走着也就成熟了,心也就沉淀下来了”。

“有独立洗手间可以洗澡已经很奢侈了”

顺着水磨社区旁边的地铁四号线一路往南,倒一号线,再换乘十号线转到亦庄线。从北京的西北角到东南端,跨过大半个北京,在亦庄桥站附近的大羊坊,也有和水磨社区一样的年轻人在北京的聚居地。

住在大兴大羊坊的方强今年7月正式成为北漂的一分子。

从大羊坊公交车停靠站旁边钻过一条栅栏,走过“城乡接合部”一样的小街,穿过一大片桌椅铺满路边的临时烧烤摊,方强回到了“家”,一栋看上去像是自建的四层小楼,每一层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单间,这里面有一间目前属于他。“这一条街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房子,住的也都是和我一样的北漂”。

在平安银行上班的他,每天早上的“头等大事”就是尽快赶到家门口的公交站牌处等公交车,争取早点赶到公司上班。当看到他要乘坐的公交车开过来,一瞬间个子不高的他就被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挤在中间,然后“顺利”地上了车。

方强担负着公司贷款业务拓展的工作。每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顶着大太阳在外面跑,还经常被保安拦在大楼外不让进去。“等到回家,估计晒得爸妈都不认识我了”。

曾经担任武汉某211高校某学院学生会主席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地铁口囫囵吞枣般地吃个鸡蛋灌饼就当作午饭了。“其实,有些时候有饭吃都好了,经常忙到下午4点,还没空吃饭”。

每天晚上回到住处,方强第一件事就是“瘫”在床上,想要睡着却并不那么容易,烧烤摊上“五魁首,六六顺,七个巧”的划拳声会一直响到后半夜。一个月800元房租成为他在这里坚持的“唯一理由”。“要是在三环附近,撑死了只能租到一个床位,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啊”。

方强住的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单间。站在门口看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小电扇。一根细细的铁丝从房间这头拉到了那头,平时要穿的衣服一件件挂在上面,一些杂物被随意放在床上。“有独立洗手间可以洗澡已经很奢侈了。”打开单间里面的一个小门,方强一脸兴奋地指着说。

每天都过着同样的生活,身体超负荷运作,但方强却觉得:“日子过得充实,痛并快乐着。”在他看来,北京和其他城市相比“太不一样了”,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东西。“记得刚从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自己差点想喊一嗓子。”对于这个城市,方强“期待了很久”。

在他看来,他的周围比他厉害的人太多了。“像和我住在一起的一些实习生有的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他们都这样,我有什么好抱怨的”。

“来北京就是一种锻炼,不管是做什么。说不定,今后某天北京某个小区房子的灯就是为我点亮的。”方强说。

“在北京经历的、学到的,都是能使我进步的”

对于林晓晓而言,从江西来北京闯荡不容易,在火车上甚至一度晕厥。

7月,林晓晓独自一人来到北京参加面试。“当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就担心过不了面试。”但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offer到手了。“没办法,只好从北京再回去拿行李”。

想着连忙赶回去的林晓晓连续两天没有吃一顿正常的饭。“随便吃个面包就糊弄过去了。”可是,一直低血糖的她差点被“糊弄”得回不了家。“就记得那个时候在火车上晕晕乎乎的,本来还以为是自己困了,没想到后来眼前一黑”。

“噗通”一声,林晓晓结结实实地倒在了车厢的地板上。“把周围的人都吓傻了。”坐在她旁边的一位乘客赶紧把她扶了起来,搀着她去了餐车坐下。旁边的一个女孩子递了一颗糖给她。林晓晓缓了10分钟,然后又站直了回到自己座位上。

“不敢跟家人说,也不敢跟朋友说,就怕他们担心。”有了第一次晕倒的经历,林晓晓“特怕自己一会又晕了”,不断地告诉自己要清醒,“那段时间真的是靠意志力撑下来的”。

后来她还是决定到北京工作。“这么好的机会实在舍不得放弃”。

刚到北京的时候,林晓晓和自己的同事住在公司附近的宾馆。“129块钱一晚,实在是住不下去了。”找房子成了她的头等大事。花了3天,终于在大羊坊安下了自己临时的家。

“从小到大没过过这么清苦的日子。住在这个又挤又潮的小屋子里,飞虫多得杀不完。”她说。

相比居住的环境,附近的治安更让这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女生害怕。“路上有的人有纹身,还会遇到打群架的情况。”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林晓晓只能一路小跑。“到了晚上,还会有些外来务工的人直接在路边洗澡,都不敢走出来”。

但700元的房租让她在周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小单间了,房租成了她留在这里的原因。“说起来自己也是能挣钱的人了,所以不想拿家里的钱,要证明自己能养活自己。”林晓晓说。

“在你老家银行,行长学的,可能就是你这个小职员在北京学的。”银行的同事所说的一句话让她记到了现在。在她看来,这是她在北京坚持下去最重要的理由。

“穿高跟鞋四处跑,脚后跟都磨破了。”为了完成自己的业务,林晓晓只能咬牙坚持下去。每天这样跑下来,让她的脚后跟磨出了茧子。“这些困难也没什么,熬一熬也就过来了,人都要适应的嘛。”

最让林晓晓感到难受的是外出办公。“周六去一个偏远地区办业务,在烈日下走了一个小时,走到的时候整个人都要虚脱了,但是一到办公室就得立即‘满血复活’。”回家一照镜子,自己成了“黑脸包青天”。

在林晓晓眼中,在北京固然很累,但学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干货。在银行工作,学到的不仅是理财知识,更能及时了解当下金融政策走向。

“这里的人都很高大上,出国留学回来的一抓一把。”985高校出身的林晓晓也不禁感慨自己“土鳖”了。在她眼中,她能从身边任何一个人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理想,有抱负。既然选择做一个不一样的人,就要去努力,去拼搏,在北京经历的、学到的,都是能使我进步的。”在她看来,就算遇到再难的事情,坚持一下也就过来了。“最怕的就是你没坚持下去,最后后悔了”。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原标题:“看看外面的世界,至少将来不后悔”)

面对一线城市,该留下还是离开

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吴雪阳

据了解,今年有727万名大学生求职,比去年增加了27万名学生,再加上没有就业的往届大学生,找工作的大学生将近900万名。大学生毕业时留在大城市成为“蚁族”,还是选择去二三线城市创业就业,又成了摆在这些学生面前的选择。

2013年,北京住建委等单位联合下发通知,禁止房屋群租,要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通知》要求,应当以原规划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等方式变相分割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等。无奈之下,“蚁族”向城乡接合部蔓延,在清华大学的水磨社区等地,居住环境十分恶劣,甚至饮水都不能保证,但这些大学生却依然选择在大城市坚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廉思带领的“蚁族”研究课题组,2013年曾发布“蚁族”最新报告。他们对于蚁族有过3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第一次是2008年12月到2009年1月,第二次是2010年3月到10月,第三次是2013年1月到3月。他们发现,蚁族有一些变化,包括学历层次提高、居留模式转型、聚集类型变多、居京意愿减弱、经济状况改善等。

廉思给“蚁族”一个新的定义就是城市中的“在职贫困者”,因为这些人首先是代际性贫困,“蚁族”很多来自农村,从父母学历来看,受访者父亲初中以下占49.2%,父母大多务农,因此,“蚁族”很难从家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资源。更值得关注的是,“蚁族”多是高学历贫困,该比例以大专和大学为主,大部分来自普通高校和民办高校,合计81.4%。其实,“蚁族”的收入并不低,平均月收入已4000多元,聚集地主要选择城乡接合部,平均居住6.4平方米。

“但因为他们买不起房,所以延迟结婚和生育年龄,作为年轻人,‘蚁族’正处于人生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衣食住行缺一不可,住房贫困导致生活其他方面不敢消费。”廉思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廉思看来,住房正替代职业成为社会分化甚至是社会固化的重要因素。在相关调查中,在住房政策方面,廉租房成为“蚁族”第一需求,调控房价成为第二需求。对于青年“蚁族”群体来说,阶层固化更让他们担忧。“我们也想试图定义,4000元已经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准,现在这样的概念应该叫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聚集群体”。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汪玲更习惯用“北漂”定义这些年轻人,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留在北京并不是唯一的出路,自己能有一个明确的规划才最重要。

“留在北京与否应该取决于你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一线城市有利有弊,它能提供给我们良好的文化氛围,紧张有序的生活节奏,同时也会相应提高生活压力,因此,不管是去二三线城市还是留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首先应该取决于自己的理性思考和清晰判断。”汪玲说。

汪玲告诉记者,自己每年的硕士毕业生很多都选择去二三线城市工作,而且发展都很好。“北京高学历、有背景的毕业生太多,在这里,我的学生优势不能凸显,而在二三线城市就不一样了,在北京的见识、学历,让这些学生在家乡成了香饽饽,他们在二三线城市有更大的市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汪玲认为,回二三线城市发展不仅对个人发展有利,也更有利于人才流动,满足二三线城市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需求,“国家应该在政策上加以引导,让这些80后、90后开阔视角,不要老盯着一线城市”。